疫情警示:护士需要全社会尊重和善待

编者按

白衣为袍,驰援荆楚,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中,4.26万名被派到湖北抗击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者,写下了人类医疗史上的独特一页。

今年是现代护理学创立者南丁格尔诞辰200周年。在5·12国际护士节前夕,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起了一项《护士职业生存生活现状》调查。2695名被调查者中,94%以上是女性,61%在30岁以下。同时,本报多路记者采访了一线护士,了解他们的工作状态与所思所想。

调查结果显示,7.69%被调查者对自己的职业基本满意,80%的人会继续坚守护理工作,七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近期有能过继续学习提升学历的计划……同时,很多护士也表达了渴望:提高收入,不要“重医轻护”;改变单一的晋升标准;得到更多的尊重,“那种被尊重的感觉,就像疫情中体现的那样”。

4.26万名医务人员从四面八方驰援湖北,其中的2.86万名护士,完成了护理职业最大的一次同行汇聚。从年龄来看,80后、90后护士占了90%。

对他们的表现,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这样评价:“护士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当中,为提高患者的治愈率、降低病亡率付出了很多专业的努力。”他们制定的病房护理标准操作流程,不仅对保障医生和患者的安全起到重要作用,也为全球新冠肺炎患者的护理工作提供了经验。

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、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、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主任吴欣娟说,对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中,护士是主力军。

19世纪50年代,克里米亚战争期间,南丁格尔主动申请到战场照护伤员,每个夜晚她都手执风灯巡视,被士兵们称为“提灯女神”。她的生日5月12日,被定为国际护士日。

据郭燕红介绍,到2019年年底,中国护士总人数达445万人,比2018年增加35万人,这是近几年护士队伍数量增长最快的阶段。

那么,都是谁投身“提灯者”队伍,他们的特点是什么?

问题一:经过疫情,认同感提升了吗?

25岁的刘蕊是天津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护士。除夕,她正准备吃年夜饭,紧急报名去了武汉。回到天津,隔离休整后,她又回到了工作岗位。

她所在的消化肿瘤内科特别忙,护士的午休时间经常被挤没。疫情之前一段时间,刘蕊都是值夜班。从晚8点上到次日早8点,医院杜绝看手机、趴在桌子上这类“睡岗”行为,护士要定时巡视病房,观察每个病人的状态。

相比武汉时的工作,刘蕊觉得回来后更加繁忙,但是心理压力不同。“回来以后心理状态比以前好,以前时常会抱怨工作太累、患者太难伺候,现在觉得这些都不是事儿。”刘蕊说,“很多患者听说我从武汉回来,都对我很尊重,这是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事。”

一位患者跟她开玩笑说,“你去武汉回来,技术更好了,扎针一点都不疼了!”

“对我来说,这是患者对我极大的信任和包容。我希望这种医患之间的温暖和理解能一直持续下去。”她对记者说。

这种体会不是特例。

沈悦好,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科ICU护士长,当初利用“职务之便”,把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写在了报名支援武汉的名单上。

她说,在武汉时的心理压力源于对未知的恐惧。大年初一出发,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每天穿戴层层叠叠的防护装备,医护人员每天都处在近乎憋气、缺氧的状态。她有段时间感到自己胸疼,起初担心生病了,后来问其他护士,大家都是一样的感觉,是长期憋气导致的。

“离开武汉的时候,很多不相识的志愿者和市民,哭着送我们。我特别感动,觉得武汉人民特别可爱。”回到天津,沈悦好感觉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态度比从前好,整个社会都对医护人员更尊重。以前有的患者怀疑他们“吃回扣”、挣病人的钱,现在他们知道这些人在武汉拼过命。

武汉协和医院护士许浩远对记者说,她本来考虑过转行,经历过疫情,她的职业认同感提高了很多,会继续做下去。

本报《护士职业生存生活现状》调查发现,22.8%的被调查者对自己的职业满意,64.89%的调查者基本满意;80%的人没有近期换工作的想法。对于“疫情暴发后,有无感觉医护社会地位得到提升”的单选题,36%的受访者选择了“是”。

27岁的孙晓莹是辽宁省葫芦岛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ICU的一名护士,工作了6年,没有感到职业倦怠。病人转危为安,是让她最有成就感的事情。“这种成就感能让我对这份职业产生一种由衷的自豪感和归属感”。

在她支援武汉期间,有一位老人被收进重症监护室,经过几天治疗,脱离呼吸机,可以转入普通病房。转走那天,老人激动地道谢。孙晓莹说:“那种喜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。一个重症新冠的病人,病情终于能转危为安,还能和你握握手、说说话,会让你觉得一切都值了。”

问题二:累在哪儿?

目前,我国每千人拥有护士数达到3人。数据显示,欧盟、美国、日本、挪威每千人拥有护士数分别为8人、9.8人、11.49人、17.27人。

《“健康中国2030”规划纲要》提出的目标是,到2030年,我国每千常住人口拥有注册护士数将达到4.7人。以此计算,还需增加约240万名护士。社会加速老龄化,对护士的需求不断上升,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一行业,是全社会面对的考题。

朱迪(应受访人要求为化名)是上海一家民营医疗机构的护理部主任,从公立三甲医院跳槽至此,“我们全班40个护理专业学生,毕业10多年,现在只有23人还在公立医院做护士,其中10人已经跳槽到民营医院。”

朱迪是卫生学校中专学历。当年同她一起,好不容易“挤”进那家公立三甲医院的8个同学,有4人回卫校做老师,剩下4位护士中2人至今未婚,“都快40岁了,每天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”。

之所以跳槽,朱迪说并不是“为了钱”:“从工资角度来说,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开给护士的工资差不太多,略高一点点。但民营医院远没有公立医院那么忙。”

她原先在的那家医院,一个病区夜班时需要照顾七八十个病人,而现在,一个病区通常是二三十人,“我能有充足的时间和病人好好沟通,也不容易争吵,少受气。”

在大型公立医院,急诊科护士压力尤其大。“抢救室一个班8小时,有时一个班内接待10多辆救护车是常态。前面的病人还没抢救好,马上又来一个。”朱迪告诉记者,公立医院里急诊科护士流失率最高,那是“最忙、最辛苦的一个部门”。

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护士何小平说:“凌晨两点到早晨八点,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,我们急诊科走一两万步很正常。其实就是那么小的空间,急诊科的护士普遍都是偏瘦的。”

她认为,主要的职业压力来自“倒夜班”,一年120多个夜班,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倒夜班。睡眠不规律,很多人失眠,还有腰肌劳损。

本报调查显示,护士对目前职业不满意的原因,依次是收入、社会地位、医患关系、工作时长、发展前景等。收入在2000-4000元之间的占22.62%;4000-6000元的占36.81%;6000元以上的占35.85%,收入一般随医院等级递增,也随城市规模而递增,6000元以上的大部分都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,有些在万元以上,个别达到两万元。

但在中西部地区市县医院,护士收入则普遍偏低,很多人离开,“不是不喜欢,是有太多障碍”,27岁的万晓辉(应受访人要求为化名)说。她是甘肃省平凉市某县一家二甲医院妇产科护士,护理专业大专毕业,2015年毕业后,先在西安一家民营医院上了一年班,管吃管住,每月工资2000多元。她一直在投简历,希望能端上“公家”的饭碗。

现实很“骨感”,大专学历很难在西安进入一家三甲或二甲医院。万晓辉记得一次招聘,交报名费才能参加考试,只招50人,来了将近400人。

2016年下半年,万晓辉一咬牙辞了工作,来到男友所在的平凉市某县,恰巧赶上了县医院的招考,门槛是“大专毕业、有护士资格证”。

万晓辉终于考进了公立医院,成为一名合同工,所在科室是妇产科。她自我评价比较称职,但有很多憋屈的地方,“家属经常将我们当成‘服务员’,我们说话声音小了,就说听不见;声音大点,就去投诉我们态度不好。说实话,我们也是人,也有心情不好、被问烦的时候,甚至个别情况下,一个人要同时照顾十几个病人,忙得晕头转向,怎么能做到时刻笑脸相迎呢?”

日常工作考核多、填表多,这些事情让万晓辉觉得繁琐,“每月要抽查护理操作,参加理论考试,还会随机护理查房。所有人员都必须到位,可考试内容却相对基础,不存在考不过的情况。另外,除了做一些日常工作,我们还要负责填写五花八门的表格,浪费了不少时间。”

她对工资也不满意。在县医院第一年,她的每月底薪只有1250元,此后每年增加50元。一个夜班的津贴是25元,加上奖励等收入,每月最多只能拿到3000元。医院规定,护士入职3年后,才给缴纳养老险、失业险。

问题三:编制,绕不开的坎儿?

除了感到工作强度大,朱迪离开公立医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编制。她知道,虽然现在公立医院对于聘用护士和编制内护士实行“同工同酬”的管理方法,但两者之间仍然有着重要区别。“社保和公积金标准都不一样,机会肯定是编制内护士多。但医院编制就那么一点,现在大部分护士是合同制。”

在本报问卷调查中,76.27%的被调查者的用工身份是聘任制,正式在编只有8.87%,此外,还有劳务派遣、临时工、实习生等身份,甚至实习生还有长期实习生、短期实习生之分。另外,有人事代理、后人事代理等等用工类别。

福州一家三甲医院的一位女护士今年27岁,大专毕业,工作6年,为非在编人员,月收入6000多元。她所在的呼吸科共有22名护士,其中8个年轻护士轮流上夜班。在这8个人中,只有一个是在编的。在编与非在编的区别在于,前者可以评职称,后者不行;前者比后者的月收入多1000多元。有一年,这家医院招收3名在编护士,结果报名的有200多人。如今,同一家医院招收在编人员,学历起点是本科。

万晓辉认为,同工同酬是护士面对的问题中排在最前面的。“我们科室21名护士、助产士中,仅有护士长和另一名资历较长的护士有编制,其余都是像我一样的合同制。不同身份,带来不少差别。据我了解,有事业编制的,每月至少可以拿到4200元工资,有五险一金,且在奖金分配、推先评优中有很大优势”。

她了解到,医院就合同制护士的身份问题做过改革,通过考试确定同工同酬名额,但条件严苛。工作满5年才具备报考资格,名额不多。近几年,她所在科室仅有两人考上。

身份,还影响到万晓辉产假期间的收入,“产假6个月,每月只能拿到600元左右,但正式职工至少可以拿到自己80%的工资,比我们多很多。”

此外,因为身份问题,她也没有资格参加护士长的选拔,等于没了上升空间。“因为这些,我身边至少有5名同事辞职,我也无数次动过这个念头,但转头一想,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,现在又有了宝宝。婆婆帮我看孩子,在老人眼里,我这份工作还不错。要说我对未来有什么期盼,我最希望的就是通过同工同酬考试,涨点工资,身份什么的,就不去奢求了”。

问题四:晋升的必由之路是写论文?

安徽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、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昌会指出,医疗和护理是一个有机整体,二者不可割裂,都不可或缺,不宜夸大或弱化某一方作用。医护精诚合作,才能达到最佳诊疗效果。

“在抗‘疫’过程中,护士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”王昌会看到了同事的辛苦:由于新冠肺炎有很强的传染性,家属不能照顾患者,病人的照料都由护士负责;临床工作中,如手术介入治疗等环节,医生和护士组成医护团队,共同完成诊治。

吴欣娟说,护士要为患者制定和实施个性化的护理方案,要收集临床资料,观察病情变化,观察治疗效果,及时采取措施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发生。医生要根据护士的病情观察和反馈,及时调整治疗方案,治疗才能更有保障。“举个例子,我们对患者末梢肢体颜色的细致观察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的凝血情况,为医生的治疗提供第一手资料”。

“有些患者以为护士就是打针配药,这种理解很狭隘。”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王建宁告诉记者,现在护理专业化发展非常快,出现很多专科护士,比如重症监护护士、手术室护士、急诊护士、器官移植护士、肿瘤护士等,要求的技能都不相同。有些专科护士的某些能力高过一些年轻医生,比如有经验的助产士,在产床处理问题的能力比年轻医生强。

王建宁介绍,有些重症患者使用ECMO(人工膜肺),整个仪器的运转,都由护士来维护。一些有经验的护士,可以根据病人的生命指标来调试参数。

不过,很多护士反映,对他们的评价相对单一。

“护士要晋升,唯一的通道是像医生们一样去写论文。上海的三甲医院要求高,(评)中级职称要写论文,中级升副高,一定要申请市级课题才能算,我们很难达到这个要求。”朱迪说,初级升中级,中级升副高,都面临晋升的瓶颈,“我们天天在一线忙得昏天黑地,连谈恋爱都没空,哪有空搞课题?”

三甲医院手术量大,以朱迪之前所在医院的科室为例,一天有大大小小80-100台手术,病人术后全都交给护士团队来照看,“越是大医院,护士越忙,晋升越困难。”

本报调查显示,近73%的护士近期有提高学历的计划——学历的提高,与晋升、职称、编制都密切相关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王烨捷 王豪 陈卓琼 陈强 王晨 王海涵 执笔 李新玲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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